文章正文
首页¥香格里拉娱乐¥首页
作者:admin 发布于:2019-11-05 03:34 文字:【 】【 】【
摘要:恒达招商主管QQ3213047 明代书坊刊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,何良俊所撰、初刊于隆庆三年的《四友斋丛说》卷三指出:今小说杂家,无处不刻。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主要有购刻小说、

   恒达招商主管QQ3213047明代书坊刊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,何良俊所撰、初刊于隆庆三年的《四友斋丛说》卷三指出:“今小说杂家,无处不刻。”

 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主要有购刻小说、征稿、组织编写、书坊主自编等四种。

  首先是购刻小说。自明代嘉靖、万历时期到明朝末年,小说刊刻业相当兴盛,刊印小说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利益,为书坊主带来巨额利润。精明的书坊主充分意识到这一现象,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,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找优秀的小说文稿,甚至不惜以重金购买稿件,以此吸引读者,扩大发行量,凌濛初“二拍”的编撰及其刊刻、发行的过程即为一例。当明末冯梦龙编撰的“三言”刊行以后,迅速传播,深受读者欢迎,在苏州书坊安少云尚友堂的催促下,凌濛初编撰《拍案惊奇》。一旦成书,尚友堂立即“购求,不啻供璧”(《拍案惊奇》识语)。

  尚友堂购刻“二拍”的经历在明代小说刊刻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。从小说刊刻开始崛起并兴盛的嘉靖、万历时期,到明末天启、崇祯年间,购买文稿是书坊刊印小说的一种重要的稿源渠道,像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“三言二拍”等名著都是通过书坊主购刻面世的。同时,文人通过编撰、出售小说文稿,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,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,从而激发了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,促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,这也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与传播持续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  其次是征稿。根据现有文献记载,征稿的做法最早出现于元末,李氏建安书堂至元二年刻印孙存吾编、虞集校选的《元诗》,刊登征稿广告。明代书坊借鉴这种方法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代小说征稿广告,以崇祯六年陆云龙峥霄馆刊《皇明十六家小品》所附征稿启事最为有名:“见惠瑶章,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;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、汪复初寓。”陆氏峥霄馆征集文稿的第七项就是征集小说。他征稿的做法是:先刊登拟刻文稿标题,再征集具体内容。我们从他的征稿启事不难看出,陆云龙征稿呈现几个特点:第一,他征集文稿的内容相当广泛,涉及诗文、词启、制诰、奏疏、戏曲等多种文体;第二,他注重名家之作,包括“名宦”、“名公”等;第三,他注重新奇之作,所以陆云龙拟刊《型世言二集》,“征海内奇闻”。明末时,除陆云龙以外,苏州、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坊有的也采用这种刊登广告征集文稿的手法,征集的范围很广。

  再次是组织编写。明代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结合从事小说刊刻,当时不同的小说刊刻中心的书坊情况各不相同。在建阳地区,为建阳书坊所雇请或者与建阳书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人,以江西籍者为多,如邓志谟、朱星祚、黄化宇。金陵是明朝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之一,人员流动频繁,受雇于书坊主或者与书坊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不限于一地,如江西抚州金谿人吴敬所编辑《国色天香》十卷,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五年刊;编撰《杨家府演义》与《续英烈传》的纪振伦,号秦淮墨客,从其号来看,当为南京人。苏州书坊与下层文人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的如罗懋登,撰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二十卷,苏州步月楼万历二十五年刊。在杭州地区,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结合呈现明显的地区特色,那就是在组织编写、合作刊刻的过程中,亲情或乡情的色彩相当浓厚,书坊主与聚集在其周围的文人之间或为兄弟,或为挚友、同乡。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获得巨大成功以后,其弟陆人龙也加入了时事小说创作队伍,创作出版《辽海丹忠录》。后来,兄弟俩又合创、评点、刊刻了《型世言》,成为小说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在书坊笔耕山房周围,应当也聚集着一批志趣、爱好颇为相同的文人,以西湖渔隐主人、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与“西湖”相关的字眼为名号,编撰出版《宜春香质》《弁而钗》《醋葫芦》等小说作品。

  最后是书坊主自编小说。据统计,明代参与小说创作的书坊主主要有熊大木、余邵鱼、余象斗、洪楩、杨尔曾、凌濛初、陆云龙、陆人龙兄弟、袁于令等人,编撰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》、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》、《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》、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六十家小说》、“二拍”、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、《型世言》、《隋史遗文》等小说21种。明代书坊主以其小说创作的亲身实践,丰富了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,尤其是他们在明代中期的小说创作,弥补了自元末明初以来直到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创作的空白,促进了小说文体尤其是演义体的发展,推动了明代小说流派的产生与成熟,引发了明代通俗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。

  首先,无论是购刻小说、征稿,还是组织编写或者书坊主自编小说,都体现了明代书坊主强烈的参与意识。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身份、职业、爱好等缘故,对书籍出版市场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力,对读者阶层的需求相当了解。嘉靖后期,建阳书商杨涌泉发现武穆王《精忠录》一书,他预感到此书可能畅销,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,所以约请同为书商的熊大木加以编写。同样,崇祯年间刊刻的《鼓掌绝尘》也是书坊主龚氏适应市场需要而编撰的。

  在稿源的寻找、发现、拓展方面,明代不同时期的书坊主都积极参与,然而他们参与的方式却不尽相同。嘉靖、万历时期,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繁荣,一方面,此时文人的小说观念不够开放,很少参与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,市场上新创的作品不多;另一方面,社会对小说的需求急剧增加。为解决这一矛盾,书坊主除四处寻找、拓展稿源、组织下层文人进行编写以外,还亲自动手创作,在满足市场的同时,也获取高额的利润。

  到了明代后期,由于小说观念的改变,小说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,以李贽、冯梦龙为代表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的现象日益普遍,稿源市场较为充足,书坊主可以从容地购买稿件,或采取征稿的方式寻求优秀文稿。这一时期,从小说创作和传播的整体来看,书商与文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致、明确,书商更多地承担起小说传播的职能,或购买小说、或征稿、或组织编写,但很少参与小说的创作。

  其次,对旧本的依赖较多。与旧本相关的概念还有原本、秘本、古本、旧传、旧文等。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对旧本的依赖较多,其旧本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:一是宋元旧刊小说;二是嘉靖以前刊印的说唱结合的词话本;三是明代社会流传的小说抄本;四是明末所云旧本、旧传亦指嘉靖、万历时所刊小说。从旧本到明刊小说稿源的形成,其间发生了质的飞跃,突出地表现在“义”与“理”的掺入,促进了演义体的发展与成熟。熊大木改编旧本《精忠传》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,他在书商杨涌泉的恳求下,“以王(按:指岳飞)本传行状之实迹,按《通鉴纲目》而取义”。这样就完成了从旧本到演义体的过渡。

  到了明末,对旧本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,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逐步增强,反映现实的题材愈来愈受到读者、作者以及书坊主的重视。时事小说的创作,虽然多依塘报、邸报、奏疏而作,且快速成篇,小说的艺术性受到影响,但是它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、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。

  最后,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。吴越之地如南京、苏州、杭州地区,文人群体活跃,稿源充足,所以书坊主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平、又适合市场的稿件,他们重视小说刊刻质量,正如明代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评价金陵、苏州所刊书籍“书多精整”;建阳地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远远不及吴越地区,所以,在稿源方面比不上南京、苏州和杭州,缺少优秀的稿源,于是想尽办法弥补其不足:一是标明“京本”,这在建阳所刊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。明代书坊所言“京本”之“京”指两京(北京、南京),就小说而言,应主要指南京。标注“京本”,突出其稿件来源地,显示小说的正宗地位并藉此扩大小说的影响。二是注重插图等广告促销手段,大多数建本小说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,甚至每页一图,重视评点;重视小说的广告促销手段;同时,注重压缩刊刻成本,以压低书价,从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。

  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及刊印上,不同类型、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。以为例,《如意君传》《浪史》《昭阳趣史》《玉妃媚史》等在苏州、杭州、金陵等地刊印较多,建阳书坊极少刊刻。齐裕焜先生《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》(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1期)一文认为:“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,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,他们出版书籍时,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……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。”南京、苏杭则不同,世俗奢靡,士风浮艳,所以在稿件的选择上,出现大量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  [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》(编号:15ZDB070)的阶段性成果]

 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9期第5版,未经允许禁止转载,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报立场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相关推荐
图片
版权
Copyright © 2012-2019 首页-恒达娱乐注册-首页 版权所有 txt地图 HTML地图 XML地图
客服QQ